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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华大地上，官僚政治导致了许多次“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”的改朝换代。以至于国人视轮回为“天命”，视王朝崩溃的天下大乱为“在劫难逃”。每当一个王朝走向衰亡，人们就期望着新王朝的到来。

当来自西方的异样文明敲开中华大门后，官僚群体感受到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(李鸿章语)。面对变局，官僚群体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与生存能力，而这种能力带给社会的，却是令人深思的后果。

倭仁:“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”

在清史研究者之外，倭仁是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。但当时他的社会影响力绝不在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下。

图12：倭仁手迹

咸丰皇帝即位时，他上书讲吏治与用人：

“行政莫先於用人，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。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，发於事迹者易见。大抵君子讷拙，小人佞巧;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竞;君子爱惜人才，小人排挤异类;君子图远大，以国家元气为先，小人计目前，以聚敛刻薄为务。刚正不挠、无所阿乡者，君子也;依违两可、工於趋避者，小人也。谏诤匡弼、进忧危之议，动人主之警心者，君子也;喜言气数、不畏天变，长人君之逸志者，小人也。公私邪正，相反如此。”(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七十八)

用这个标准考察，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员会汗流浃背。在叶尔羌帮办大臣任上，他就参劾叶尔羌回部郡王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。当皇上要动工重建因火灾被毁的武英殿时，他偕徐桐、翁同龢上疏，要求“停罢一切工程”，要皇帝“勤修圣德”。在太平天国、捻军起义战争后，河南官民矛盾激化，倭仁尖锐地指出：“今日河南积习，祗曰民刁诈，不曰官贪庸;祗狃於愚民之抗官，不思所以致抗之由。”他直指“寇乱之源”在于“盖藏已空，州县诛求仍复无厌”。(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七十八)

显然，倭仁是传统文明的忠实捍卫者，深知精英集团的贪欲实为祸乱之源。事实上，倭仁先学王阳明心学，后皈依程朱理学。在道、咸、同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，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。对于“主流意识形态”，官场上众多人士不过是表面标榜，以图适应生存环境，谋取进阶而已。而倭仁却是自觉的维护、践行者。时人这样评价倭仁：

“道、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，必推公为首选。”

所谓“身体力行”，突出表现在他每天做“札记”，自省修养。这极大地影响了“中兴名臣”曾国藩。倭仁教曾国藩写日课，“当即写，不宜再因循”。曾国藩“亦照艮峰(倭仁字艮峰)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”。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：“余之益友，如倭艮峰之瑟僴，令人对之肃然。”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，连皇帝都怕他，“倭仁素严正，穆宗尤敬惮焉”。两宫皇太后偏选他给同治当老师，“以倭仁老成端谨，学问优长，命授穆宗读”,可怜的同治皇帝。然而，后来暂短的“同治中兴”，焉知没有这位老师的功劳?

这种意识形态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盗商人的“文明”，更不可能认为人家代表了“先进文化”。于是面对主张“师夷之长技以治夷”的洋务派，倭仁主张：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义不尚权谋;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”。

倭仁家族的命运是悲剧性的。他死于咸丰十年。其后“光绪二十六年，外国兵入京师，阖家死焉。”倭仁的四个弟子，道光乙未科进士陶恩培、孙铭恩、吕贤基、罗遵殿都死于天平天国起义，“先后殉粤寇之难，世称倭门四忠”。无论面对内忧还是外患，传统文化都被证明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倭仁死时，翁同龢悲叹：“呜呼!哲人云亡，此国家之不幸，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!”此时，无论“国家”还是“后学”，都已进退失据。官僚群体必须寻找新的出路，以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。历史证明，这个群体的演化、适应能力举世无双，然而，对社会的责任感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倭仁的水平。

洋务运动:“平中国”、“敌外国”?

“同治中兴”的干臣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，以及后来的张之洞，切实体验到人家“长技”的厉害。这不仅是武器方面的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。还有机动性方面的步卒帆船对铁路轮船;通讯方面的“六百里加急”对